永不挪位的界碑（一）
发布时间：2024-01-09 09:01:20 作者：151amjs澳金沙门
第一次听到“十三连”这个称呼，是从一位曾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的领导口中，他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个团场都有个‘十三连’。按照建制，每个团只有十二个连，那么为什么又会有个‘十三连’呢？”顿了顿，他语气凝重地解释：“这是兵团将士完成使命，最后，埋忠骨的地方！”
我被深深震撼了！此后，去团场采访，有机会我都会去“十三连”看看。
▲1949年，行进在戈壁沙漠的二军部队。（图片来源：胡杨网）
有人曾作过这样的比喻，在新疆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地上有一个兵团，地下也有一个兵团。国防用兵，少则不足以守，多则靡费公帑难以负担。所以，把一部分常备军转为生产军，然后再用生产军代替一部分边防军，把节约下的军费和屯垦创造的财富再用于建设，实乃高明之举。屯垦戍边，古已有之。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屯垦戍边最早见于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的赤谷屯田。所谓“孝武以屯田定西域”。而“以兵屯田”作为一种学理性主张的提出，我个人认为，应该发轫于赵充国。上大学时，选学过秦汉史专家张大可先生教授的“历史文选”课。张老师让我们精读《汉书·赵充国传》。他用好几个课时给我们分析过“以兵屯田”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意义：汉武帝凭强盛国力，对匈奴连续征战四十六年，拥有“控弦之士”四十万的匈奴，已瑟缩遁入漠北。一时间，天下宾服，四海向化。然而，到其曾孙汉宣帝时，长期升平的汉帝国，又再次面临挑战。
▲汉代西域图。
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首领突然与周边各羌人部落解除旧怨，并勾结匈奴，意欲犯边。消息传回长安，朝廷哗然。汉宣帝更是忧心忡忡。此时，常年征战西域的赵充国已经74岁了。汉宣帝虽有心让他出战，但虑及他的年龄，便让御史大夫试着问他：“谁可将者？”赵充国对曰：“无逾于老臣者矣。”瞧，这位老臣的回答多么率直：“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史书下面的记载就更有意思了——“上笑曰：‘诺。’”有人敢挑重担，任谁都会“诺”。赵充国不负众望，采用各个击破的方略瓦解了先零、羌、匈奴各个部落的结盟。为西域长治久安计，他上书汉宣帝“以兵屯田”。汉宣帝最初不同意，他让赵充国写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赵充国前后上了三篇奏疏，提出“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道理讲得深刻、明白，终于，赢得了汉宣帝的首肯。于是，西域开始大规模“以兵屯田”。自汉以降，两千多年来，无论是国家统一时期，还是割据动乱年代，历史上每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保持着对新疆地区的统属关系，屯垦一直没有停止过。可以说，新疆屯垦戍边史，就是各民族的团结史，就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史，就是各民族并肩携手建设边疆、巩固边疆的见证史！
1949年春天，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竞渡，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失败已成定局。
起初，中央军委决定“明春开始经营新疆”。究竟用何种方式解放新疆？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就在谋划一盘大棋。此时，我军已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仅一野就有近40万大军，而盘踞新疆的各种兵匪加起来不过10万。但毛泽东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若战端一开，新疆400万人民必将长期陷入战火之中。为免生灵涂炭，他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军事为辅”的方针。
4月下旬，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治中留在北平。4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
中央制定的基本方针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
▲陶峙岳。（图片来源：新疆日报微信公众号）
1949年7月初，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秘密访苏，与斯大林商讨建国有关事宜。这时，苏方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美国人正在策动一个阴谋，鼓动西北五马军阀（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呈祥）把部队撤退到新疆，成立一个“伊斯兰国”，与我们对抗。美国人的阴谋一旦得逞，我们国内战争的问题，就将演变成国际争端。情况紧急！新疆解放刻不容缓！邓力群在《初到新疆的历程》一书中回忆了这段历程：有一天，王稼祥忽然找我谈话。他说，按照党中央原来的计划，代表团的几个秘书在访问完成之后就留下来筹办中国驻苏联使馆，现在有一个紧急任务，需要派人去新疆，同伊犁、塔城、阿勒泰（以下简称新疆三区）的革命政府和民族军取得联系，从国内派人来不及了，中央和代表团决定派你带一部电台、三个报务员到伊犁，组建“力群电台”开展工作。
▲邓力群。
此时的新疆，三方势力正在激烈角力：第一方以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主席包尔汉为代表；第二方以国民党驻新部队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为代表；第三方以“三区革命派”阿合买提江等人为代表。中央分析认为：“三区革命派”是苏联扶持起来的，在解放新疆问题上，是我们的盟友。前两方势力，尽管名义上隶属蒋介石集团，但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向全国胜利进军的形势下，不可能不动摇，不可能不分化。陶峙岳和包尔汉，一向较为开明，此时肯定已经看清大势，只要我们因势利导，一定会走到人民的这边。而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必须做好充分斗争的准备！国民党驻新部队，分属两个体系：一是马家军体系的整编骑兵第一师。这支部队由马家军主力骑五军改编而成，是一支以回族、撒拉族为骨干的军队。此前一直由马步芳的哥哥马步青所掌控，后由马步青的女婿马呈祥任师长。马呈祥，作为马家军的主要打手，曾围剿过工农红军西路军。1937年1月，青马匪帮血洗高台县城时，他是骑五军手枪团团长。我军最骁勇的战将之一董振堂，就是在此役殉国。
▲董振堂。（图片来源：黑龙江日报）
董振堂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军团长。长征途中，红5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卫任务。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也是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董振堂带领红5军团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两个师1万余人减员到不足5000人，保证了主力安全过江。董振堂在高台牺牲后，残忍的马匪将他的头颅割下，悬挂在城门上示众。二是隶属胡宗南体系的整编第四十二师、第七十八师。其军事主官叶成、罗恕人，均是死硬的反共派。叶成，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副官。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罗恕人，早在1927年的“马日事变”时，就帮助许克祥详细设计了“马日事变”的具体行动步骤，致使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及其他革命组织百余位党员遇害。要让三个顽固派就范，单靠谈恐怕不行。必须疆内、疆外战场密切配合。于是，党中央制定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两翼佯动，左右包抄”的战略。第一野战军于7月10日至14日进行了著名的“扶眉岐战役”。集中3个兵团歼灭位于扶风、眉县地区的胡宗南及马步芳两集团各一部，迫使胡宗南集团退往汉中，完全割裂了胡宗南与“二马”之间的联系。
▲扶眉战役纪念馆。（图片来源：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此后，我军挥戈西进，对兰州形成包围之势。为给马步芳等人打气， 8月1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在广州紧急召见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举行西北联防会议，除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还任命马鸿逵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甘肃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8月23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张宗逊并贺龙、习仲勋：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8月25日拂晓，第一野战军发起总攻。经过一整天激战，各主要阵地均被我军占领。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城市攻坚战。经此战役，青马集团精锐尽失。
▲兰州战役。
在发动兰州战役的同时，我党的统战工作也在有条不紊进行。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横征暴敛，引起广大农牧民不满，从而爆发了“三区革命”。“三区革命”武装部队称为新疆民族军。民族军在苏联的支持下，发展迅速，曾成建制地歼灭了大批中央军主力，一度进抵玛纳斯河西岸，与省会迪化近在咫尺。蒋介石急派张治中前往迪化斡旋。张治中与民族军代表多次磋商后，于1946年7月1日，成立了一个新的新疆省政府，张治中以西北行辕主任身份兼新疆省主席，包尔汉、阿合买提江担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三区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统治，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军事力量，配合了西北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8月8日，毛泽东同志致电“三区革命”，邀请派人赴北平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同志还通过张治中，来做陶峙岳、包尔汉的工作。
▲毛泽东与张治中。（《国家记忆》纪录片）
张治中是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尽管在国民党中居于高位，但他始终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1946年4月至1949年5月，他出任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主席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稳定了新疆局面，在新疆军民中享有威信。1949年4月，他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我党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接受了周恩来的恳劝，留在北平。毛泽东同志亲自拜托张治中，希望他为新疆解放出力。邓力群写的《从和平解放到离开新疆》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9月8日，毛主席曾将张治中请到中南海，告诉他人民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致电新疆，敦促新疆军政当局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毛主席对张治中说，你是前西北军政长官，新疆军政当局都是你的部下，只要你去电，新疆方面是会照办的。张治中表示，自己早有想法，只是5月以后音讯断绝，不知道怎样和新疆方面取得联系。毛主席告诉张治中，我们已经派邓力群先期到达伊宁，并建立了电台联系，你的电报可以发到伊宁，由邓力群转送迪化。
▲包尔汉。（图片来源：新疆日报微信公众号）
张治中深感使命重大，他给陶峙岳、包尔汉修书一封：
治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声明。由北平新华社播出，谅已接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中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81页）9月12日，中央将张治中的电文电告邓力群，并要其设法转交陶峙岳。9月15日，邓力群由伊宁秘密飞抵迪化，与陶峙岳、包尔汉直接会晤，转达了张治中的电报。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愿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并说: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一俟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反动分子离开后，即由陶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并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书面意见，交邓力群转呈毛主席。（《张治中回忆录》，第584页）
▲解放军装甲部队。
此时新疆内部，爱国派和反动派的激烈较量，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随着东部战线吃紧，南京国民党政府多次电令陶峙岳，除留1个旅维持新疆地方秩序外，其余部队悉数东调。陶峙岳拖着不动，复电：如东调则全疆空虚，全局瓦解。并举出东调之困难重重，如车辆、补给、薪饷等。要求先发800万银元，作为薪饷和开拔费。按照陶峙岳的判断：这是广州方面无法办到的。这个办法，果然达到了赢得时间的目的。与此同时，陶峙岳秘密做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的工作。赵锡光因为不是黄埔嫡系，在胡宗南这一派系下面处境孤立。而赵与陶私交甚笃。8月中旬，陶峙岳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约赵会晤于焉耆。赵锡光完全赞成起义部署。两个人密谈了数小时，约定，南疆由赵锡光负责，北疆由陶峙岳负责。如何解决顽固派马呈祥、叶成、罗恕人？陶峙岳在他的《新疆“九·二五”起义纪实》一文里，有详尽描绘 ：要让这些人在政治上作180度的转弯，自是不可能的。“要和这些人进行谈判，在技术上，不能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又不能绕太大的弯子，言不对题。” “既要有份量，能触动到他们的神经深处，又要十分婉转，不能稍带刺激，避免决裂。”为了说服这些反动派，陶峙岳可谓费尽了心思：分析利害，推测前途。日日谈，夜夜谈，从早至晚，通宵达旦……尽管如此，三人仍不表态。此时，兰州、西宁相继解放，陶峙岳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各人有各人对问题的看法，我不应干涉各人的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得失，感情用事，只凭冲动不凭理智去应付任何事态尤其是军事变局都是十分危险的。拿目前新疆局势来说，如果我们不能考虑周详，不顾一切，铤而走险，走战争的道路，那么，后勤上既无准备，战斗上又不能稳操胜算。我们的部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而现在兰州、西宁，相继不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一幅严酷的画图，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如果我们一定要放弃和平，点燃战火，则十万官兵，盲目牺牲，人民流离失所，地方秩序大乱，还要引起民族仇杀，这些都是可以预料到的。如果我们到了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徒然自走绝路，人民不会原谅我们，历史更不会饶恕我们，那又何苦乃尔?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何去何从，请大家选择吧!（见陶峙岳《新疆“九·二五”起义纪实》）这番肺腑之言，似乎触到了他们的痛处，三人默然不语。陶峙岳暂时松了一口气。谁知9月20日深夜，风云突变。当晚陶峙岳已就寝，有人急报：罗恕人、马呈祥等人准备动手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迪化市长）拘捕起来，部队已开始集结……陶大吃一惊，但很快冷静下来。他立即找来顽固分子，当面交锋。有关内容，在《新疆“九·二五”起义纪实》一文中描绘得很传神：“你们要捕人，捕了之后，第二步怎么办?新疆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吗?这样，于你们有什么便宜?”罗、马相顾无言，只见罗恕人淌下泪来，久之断续而言：“我们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折……”听罗之言，可以想见他们的痛苦所在，无非是基于个人的打算，即因势而利导之。我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只凭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太危险了。这个道理，我已与大家多次谈到，不用多谈了。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的头脑为大家考虑问题，求得问题的妥善解决，何用遇到困难而只是长吁短叹，甚至相对涕泣呢?目前整个局势，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应不再设想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问题了。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部队也好，大家仔细考虑一下。我要把一颗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的面前，我个人决不离开新疆，我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的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他们在无言中表示默认，一场风波，总算平安度过。不过，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仍在观望……为了给新疆守军以更大震慑，继攻克兰州、西宁后，9月10日，许光达的第二兵团发起了河西战役，沿兰新公路向西北追击残敌。同时，中央电令王震第一兵团收拢部队，由青海取捷径进入河西，配合第二兵团行动。
祁连山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山区终年积雪。后勤部门无法在短时间内筹集足够数量的御寒物品。此时，将士们还都穿着单衣。
▲翻越祁连山。（《国家记忆》纪录片）
兵贵神速！先锋团十四团携带了生姜面、辣子面、烧酒等御寒食物，从青海门源出发向祁连山开拔。越往山区挺进，气温越低，就在这时，又下起了蒙蒙细雨。很快，将士的衣服全部结冰，如同套了一层“冰盔甲”。烧酒、辣子面、生姜面已抵挡不住刺骨的严寒。不断有战士倒下……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十四团终于翻越祁连山。这次长途奔袭，有154名战士永远长眠在了祁连山麓。翻越祁连山后，王震兵团直插张掖。9月20日，第一、二兵团在张掖会师，并继续向酒泉挺进，直叩新疆大门。
▲一野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在酒泉部署进军新疆。（图片来源：新疆日报微信公众号）
甘青相继解放，马家军盘踞数十年之巢穴，全部被摧毁。马呈祥得到消息，他的家属已由青海逃到香港；并获悉马步芳逃往香港时，还带走骑一师应得军饷银元五万元……此前心心念念想打回老家的马呈祥，此时已美梦全灭。叶、罗也成惊弓之鸟。陶峙岳趁热打铁：“诸位想留下来的，我拱手欢迎，想出走的，我也热情欢送。”马、叶、罗知道再折腾下去，恐怕只有死路一条。遂纷纷表示：愿意交出部队，办清手续，许其循南疆去印度。此时，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苏联驻伊宁总领事阿里斯托夫对陶峙岳放马呈祥等人出走一事提出异议，要求中共中央命令陶峙岳扣押马呈祥等反动分子。是放还是扣？9月19日，毛泽东致电邓力群：“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及其他坏分子，只要有可能，应让他们乘飞机逃走，愈逃得多愈有利。”王震也电告新疆，如果马呈祥等人从南疆出境有困难，可以让他们东来，经解放区出去。对于放走马、叶、罗三人，事后多年，有人提出指责，谓不应让他们逃走，认为是放虎归山。陶峙岳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曾客观地予以解释：姑不论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如何艰危，但不响一枪，避免了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大灾难，避免了双方军队的流血牺牲，避免了各民族之间的纷争乃至屠杀、分裂，这样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何况，当时部队情况十分复杂，问题甚多，仅以军饷问题来说，就可以酿成变乱。因为当时法币已到了一文不值的地步，而到六月份止，军饷已分文未发，如果有人乘机煽惑，变乱是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的，而罗恕人早已扬言要火烧迪化，屠杀全市人民，据报已作好准备，随时可以动手，这两股逆流如果汇合起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的……于是，陶峙岳将叶、马、罗及省政府副主席伊敏等二十多人，经南疆送往国外。至此，新疆和平解放的条件已经成熟。9月25日上午，由陶峙岳领衔，各师、旅长联名向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通电起义。26日，包尔汉也率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9月27日，陶峙岳、包尔汉又联合署名向全疆发布了《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布告》。新疆宣告和平解放。9月28日，毛泽东、朱德复电陶峙岳、包尔汉，高度赞扬他们真诚的爱国壮举：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年谱》，第579页）
▲1949年9月29日，人民日报一版刊发陶峙岳、包尔汉通电起义消息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图片来源：新疆日报微信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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