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北朝时期的“夷夏同源”话语看民族融合意愿
发布时间:2024-03-21 09:52:25 作者:151amjs澳金沙门
春秋战国时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各人群间,虽然族源血胤不同,但出现了共同追认“黄帝”为共祖的历史现象,反映出族群大融合、建立更大共同体的强烈意愿。这一历史现象,在南北朝时期再度发生,只是对象换成了五胡。
西晋灭亡,随之中国北方先后出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的多个并立政权,史称“五胡”。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不断,政权频繁更迭。各个政权之间互相攻伐逐鹿中原,给中原百姓带来了深重的伤害和痛苦。这是五胡被称为“乱华”的原因。另一方面,五胡也出现了中华化的强烈趋势,具体表现在极力学习中华文化并从族源上力证“夷夏同源”、寻求共祖的现象。
▲《毛诗二十卷附考证》,(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清代刻本,天津博物馆展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是,“五胡”政权的统治者都认同和学习中华文化。匈奴首领刘渊自幼跟随上党名儒崔游学习《毛诗》《马氏尚书》《春秋左氏传》,其不仅精通经史及诸子之学,而且建立政权以后大力推行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和礼乐文化。氐族出身的前秦皇帝苻坚,八岁时便请老师进行儒学教育,博学多才,即位以后,广立学校,每月一次亲临太学,考察学生的经籍义理,甚至与学生辨析五经时,“博士多不能对”。前燕皇帝慕容儁,爱好文章典籍,喜欢与大臣讨论儒家经义,一生著述几十余篇。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就特别指出,十六国时期的胡人君主在经史文学上都很有造诣,并得出所谓“僭伪诸君有文学”的看法。在政治行为上,“五胡”政权多认同“中华”,追求大一统。苻坚在征讨西域诸国时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希望用教化征服对方,认为帝王之位无常,应授予有德之人;前燕皇帝慕容儁对东晋使者说:“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强调自己做的是“中国”皇帝。这说明,五胡中的大部分政权其政治观念和文化思想已经完全中华化了。
二是,“五胡”政权的统治者都强调“夷夏同源”。汉赵政权的建立者——刘渊以汉室之胄自居,祭祀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宣称自己继承的是两汉大统;建立五燕政权的慕容鲜卑自称“有熊氏之苗裔”,以炎黄子孙自居;建立前秦的氐人声称自己乃“有扈氏之苗裔”,有扈氏为大禹之后;北周宇文氏宣称自己为炎帝神农氏之后;北魏拓跋鲜卑则以黄帝之子——昌意少子为自己的祖先。这种“夷夏同源”的思想未必反映了真实的历史,但确实反映了五胡希望从根本上融入中华的强烈愿望。重构祖先传说并非只是获得天下正统性的工具,而是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和不留退路的融合意愿。
▲河南洛阳博物馆馆藏北魏陶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五胡”内迁中原,虽伴随着冲突和碰撞,但经过漫长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成为胡汉共认、兼容南北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华夷”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其评判对象是政权而非民族,而且进行“华(夏)”“夷”定位的依据不是血缘,也不是地域,而是文化,如《春秋》中的晋、秦、楚等邦国根据其政治行为有时被称为“诸夏”,有时被当做“夷狄”,而某一政权下百姓的“华”“夷”属性则依附于其所属政权。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胡汉之间的界限逐渐湮灭,转变了“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看法,从而为隋唐时期的中华大一统奠定了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五胡乱华的伤痛固然不可泯灭,但五胡入华的民族大融合则是历史发展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