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出土文书，带你走进唐代的吐鲁番
发布时间：2024-07-30 09:17:43 作者：151amjs澳金沙门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指出：“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着大量唐代在西域的郡县制材料，展现岀户籍制度在该地区的施行。640年唐朝重新统一西域后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伊州、庭州实行了同中原地区一样的州、县、乡、里制度。这些州县的官吏都由唐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基本相似。”
得益于吐鲁番地区干燥的自然环境，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在阿斯塔那古墓葬区、伯孜克里克千佛洞、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等遗址出土了大量文书、文物资料，这些吐鲁番出土文书成为我们研究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第一手珍贵资料。本文通过对吐鲁番文书的深入研究，实证西域与内地的密切联系，生动反映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深刻内涵。
▲交河故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书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所承载的丰富信息，为我们揭开了唐代大一统在西域这片广袤土地上的神秘面纱，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社会生活，吐鲁番文书犹如一部详实的史册，记录着唐朝在西域的治理方略、经济制度的推行以及文化的交融与传承。它所记载的州县制、乡里制、户籍制、府兵制、律令制、公文制等，无不是唐朝大一统在西域的生动实践。
吐鲁番文书与政治大一统
吐鲁番文书所记州县制、乡里制、户籍制、府兵制、律令制、公文制等，无不体现了唐朝大一统在西域的政治实践。贞观十四年，唐朝平定高昌，随即在当地设置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实行军、民二元分治管理体制。其后，为应对复杂多变的西域形势，改二元分治为一元化管理，由安西都护府统辖盆地一切军政事务，对西州进行切实有效治理与管辖。这种一元化军政管理体制，成为中原内地与西域地区政治一体性的可靠保证。
▲西州之印。（刘安志供图）
户籍制与府兵制是确保政治一体性的重要支柱。吐鲁番所出唐贞观十四年李石住等户手实，表明唐平定高昌之初，即要求西州民户申报手实，严格推行户籍管理制度。通过编制户籍，唐朝将社会性单位“家”转化为政治性单位“户”。西州民众虽职业不同、民族各异，但都拥有了统一的政治身份“百姓”，共同承担国家义务，参与边疆建设，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贡献。唐朝在西州设置军府，推行与中原内地一样的府兵制。开元六年以前,府兵简点每年一次，此后改为三年一次。这一政策调整,得到吐鲁番文书的证实，反映了唐代府兵制在西州的实施及演变历程。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载初元年宁和才手实。（图片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文书行政是政治制度得以运行的关键环节。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 “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反映文书行政在国家大一统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以唐代解文为例，其作为一种重要公文, 明确载于唐代律令之中, 并有相应的“解式”。从现有吐鲁番文书资料看，唐代解文有县申州解、折冲府申州解、州申尚书省解三种。解文与下行文书符文紧密对应,二者承载着政令传达、信息沟通的重要功能,是联系唐代中央与地方州府、州与县、州与折冲军府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吐鲁番出土的二十余件唐代解文，是认识唐朝大一统制度实施与行政运作的珍贵文献。
▲唐代解文。（刘安志供图）
吐鲁番文书与经济大一统
唐朝同样将中原的经济制度推行到西州，最典型的就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吐鲁番所出授田、退田、欠田诸文书，以及户籍文书中“合受田”“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等相关记载，表明唐中央朝廷所颁均田令在西北边疆的切实推行。
唐租庸调制规定：丁男年纳粟（租）二石，调绫绢絁各二丈，绵三两。根据吐鲁番所出唐代户籍文书，西州百姓每丁纳租陆斗，緤布一匹。租额少显然是因为授田不足所致，但这体现了王朝国家租调制度的统一性，也反映了地方州府在执行时的灵活性。
▲吐鲁番出土唐代庸调布。（图片来源：亚洲中心时报）
唐人张籍《凉州词》所记“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显示出内地与西域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吐鲁番所出“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及来自陕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唐代庸调布，表明唐朝通过中央主导的财政性物流，实现了对地方州县所收租调的统一再分配。西域与内地通过财政性物流联结在一起，形成统一的经济网络。吐鲁番所出唐天宝二年的物价文书中，所列商品即有来自中原内地的梓州小练、河南府生絁、常州布、益州半臂等，深刻反映了西州与内地经济交往的密切，是唐朝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体现。
吐鲁番文书与文化大一统
《梁书》记高昌“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吐鲁番出土了大量经史子集文献，如《尚书》《史记》《文选》《大唐西域记》等。这些文献均是用汉文书写而成，可以与传世典籍相互印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吐鲁番文书中即发现有《大唐开元礼》残片，书法工整，严格遵循唐代“平阙式”，表明《开元礼》行用于西北边疆，反映了中华礼仪文化在西域的流传及影响。
▲《大唐开元礼》残片。（刘安志供图）
教育是实现文化统一的关键环节。吐鲁番所出唐景龙四年学童卜天寿所抄《论语郑玄注》残本的发现，使亡佚千年的郑注《论语》重见天日。有趣的是，卜天寿也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心声：“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可见《论语》已成为唐代西州学生的必修课。此外，吐鲁番还出土了多件童蒙读物《太公家教》残片。依据这些残片可以确认，《太公家教》成书于七世纪下半叶，八世纪广泛传播于全国各地。这些说明西州民众在文化认同上与中原地区达到了高度统一。
▲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抄本局部。（刘安志供图）
吐鲁番出土的数十件随葬衣物疏，反映了普通民众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与建构。其中多有“若欲求海东头”之语，指明“东海”是逝者的魂归之所。这种“东海”信仰，源于南朝的江南地区，反映了南朝文化对高昌的影响。中古高昌民众去世之后，灵魂所系之处是东面万里之遥的东海，显示出吐鲁番与中原内地民众具有牢不可破的统一文化基因。
总之，政治大一统是经济、文化统一的强力保障，经济大一统是政治、文化统一的内在动力，文化大一统则将政治、经济的统一内化于各族人民的心中。吐鲁番文书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文物实证，对理解大一统中国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文书所见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大一统史事，是展现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生动案例，是中华大一统格局在唐代的深化拓展，实证西域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共同“编成”统一的中国历史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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